一、供需双驱：内需牵引与供给创新的循环增长模式  

“十五五”最鲜明的增长逻辑是构建“内需拉动力+供给创造力”的双向循环体系，让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连接超大规模市场与创新动能的核心纽带。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“生产-销售”的线性思维，形成“需求孵化技术、技术创造需求”的动态闭环。  

内需市场的结构性升级为产业增长提供了天然试验场。我国4亿中等收入群体催生的品质消费需求，正从“买得到”转向“买得好、更智能、更绿色”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爆发正是典型例证：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连续10年全球第一，背后不仅是政策补贴的推动，更源于消费者对智能座舱、续航里程的刚性需求。这种需求反推产业升级，比亚迪刀片电池、小鹏城市NGP技术的突破，又进一步激活了潜在消费，202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突破45%，形成“需求扩张-技术迭代-规模效应”的正向循环。规划提出的“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”，正是要加速这种循环——在郑州经开区的新能源客车生产线，针对城市公交的定制化需求，企业已开发出续航超600公里的氢电混动车型，订单覆盖20多个国家。  

供给侧的创新则在创造全新需求场景。人工智能产业的崛起印证了“供给创造需求”的规律：当“AI+医疗”实现肺癌早筛准确率超95%，原本依赖专家资源的高端诊断需求被激活；郑州“中原心谷”研发的脑机接口设备，让瘫痪患者重新站立，催生了千亿级康复医疗市场。这种创新并非孤立存在，规划中“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”“强化算力算法供给”的部署，为AI产业提供了底层支撑——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建成，使自动驾驶企业能快速获取多场景训练数据，推动L4级自动驾驶从封闭园区走向开放道路。供需两端的协同，让战略性新兴产业既“接得住当下需求”，又“看得见未来市场”。  

二、技术破壁：从单点突破到体系化创新的跃迁模式  

如果说供需循环是增长的“血管”，技术创新就是跳动的“心脏”。“十五五”推动的技术驱动模式，已从“卡脖子”技术单点攻坚，升级为“基础研究-中试验证-产业化应用”的体系化突破，让新兴产业真正具备可持续增长能力。  

基础研究的“源头创新”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。规划明确“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”，打破了传统产业“重应用、轻基础”的短视思维。在量子科技领域，中科院“祖冲之三号”的算力突破并非偶然，而是依托国家实验室10年持续投入，构建了从量子芯片到测控系统的完整研发链条。这种体系化布局正在结出硕果：2025年我国量子通信骨干网络已覆盖长三角、珠三角，为金融、政务等领域提供了绝对安全的传输服务，带动产业链规模突破300亿元。生物制造产业同样如此，江南大学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基础研究突破，让我国聚乳酸材料成本下降40%，推动可降解塑料在快递包装领域的渗透率从5%提升至25%。  

中试环节的“死亡谷”正在被填平。规划提出的“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”，通过政府引导基金与创业投资联动，为技术转化提供了关键支撑。在氢能产业，上海氢枫能源的电解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，正是受益于“国家大基金+地方创投”的接力投资：前期国家基金支持中试线建设，后期民间资本跟进规模化生产，使绿氢成本从35元/公斤降至20元以下，成功应用于宝钢的绿氢炼钢项目。这种“政府托底风险、市场追逐收益”的机制，让量子科技、核聚变能等长周期技术有了商业化的可能——合肥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建设，已吸引12家民营企业参与核心部件研发，预计2030年前实现商用化突破。  

三、区域协同：集群化布局与差异化发展的网络增长模式  

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并非“单点爆发”，而是通过“核心城市引领、产业集群支撑、区域分工协作”的网络格局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增长合力。这种模式既避免了同质化竞争，又能发挥各地比较优势，让增长动能更均衡、更持久。  

核心城市的“创新策源地”作用愈发凸显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城市聚焦未来产业前沿，形成“基础研究+技术攻关”的高地；郑州等区域中心城市则立足制造业基础，打造“产业化应用+集群配套”的基地。在郑州“7+20+15”产业链群规划中，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被定位为万亿级集群，依托宇通客车的龙头优势，当地已集聚300多家零部件企业，本地配套率从30%提升至65%，2025年产能突破120万辆。这种“龙头带动+配套集聚”的模式，在长三角更为成熟：上海聚焦芯片设计，苏州主攻晶圆制造，合肥发力封装测试，形成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规模占全国1/3，平均研发转化周期缩短至18个月。  

区域间的差异化分工构建了互补生态。东部沿海地区聚焦AI、量子科技等高端产业，中西部则依托资源禀赋发展新材料、氢能等产业。内蒙古的绿氢产业与长三角的燃料电池产业形成精准对接：前者利用光伏资源生产低成本绿氢，通过管道输送至上海，供给上汽集团的氢燃料汽车生产线，实现“西部资源-东部制造-全国市场”的分工协作。这种协同并非行政指令推动，而是市场机制的自然选择——规划中“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”的政策，通过税收优惠、园区共建等方式，降低了产业转移成本。在低空经济领域，广东负责无人机研发制造，湖南聚焦通用航空机场建设，湖北主攻空中交通管理系统，三省已联合申报“国家级低空经济协同创新区”，预计2030年产业规模突破万亿。  

四、模式背后的战略深意：新质生产力的落地路径  

三种增长模式的底层逻辑，共同指向“新质生产力”的培育目标——以科技创新为核心，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载体，以高质量内需为支撑。这种模式彻底摆脱了传统“资源消耗、规模扩张”的路径依赖，为经济增长注入可持续动能。  

从全球竞争视角看，这种模式是应对“供应链区域化”趋势的战略选择。面对全球贸易增速放缓至0.5%的挑战，我国通过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，降低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；而技术体系化创新则提升了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——郑州打造的“世界盾构机之都”，已实现主轴承、密封件等核心部件100%国产化，打破德国、日本企业的垄断。从民生价值维度，增长模式始终锚定“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”：AI+教育让偏远地区学生享受优质课程，新能源产业推动PM2.5浓度持续下降，这些“增长成果”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。  

五、增长模式的未来演进方向  

“十五五”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模式，本质是一场从“要素驱动”到“创新驱动”的制度性变革。供需循环解决了“增长动力从哪来”的问题，技术破壁回答了“增长潜力有多大”的疑问，区域协同则明确了“增长动能如何分布”的路径。当郑州的人形机器人在车间巡检，当量子通信保护着每一笔电子支付，当氢能重卡驰骋在高速公路，这些场景共同勾勒出中国经济的未来图景。  

未来五年，随着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全面实施、未来产业先导区的落地，这种增长模式将更加成熟：需求端会更精准对接民生痛点，供给端会更聚焦“从0到1”的突破，区域间会更注重“创新链-产业链-资金链”的跨域协同。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经济增长的“新引擎”，更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“物质技术基础”。